01 1卢布可换3美元
我出国留学时在1986年初秋,那时私人出国上学的尚且不多,大家对于外面世界的知识也不甚了了,仅仅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国外”看成是一个相对于“国内”的大概念。少数人带回来的传闻,在添枝加叶的误传之后,令人觉得国外就像是满地黄金的天堂。待到我后来真正体会了“国外”,才知道“国外”和“国外”的差别往往比“国外‘和“国内”的差别更甚。
我要就读的学校,是欧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美术学院,就是当年希特勒年轻时企图实现自己的艺术家之梦遭拒的那所学府。
我听了周围的建议,也是为了省钱,用了八天时间乘坐由北京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东方快车,再由莫斯科乘两天火车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然后由布达佩斯再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维也纳。
除去后两段路程的车票要沿途临时购买,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车票是在北京买的,售票处就在崇文门新侨饭店里面,但是要求购买往返的双程票,理由是不要叛国,而票价是300人民币,这个价格现在看来无疑让人大为吃惊。
说来也是真巧,我家所在的大院里面正好住着一个东方列车的服务员,他告诉我,一路八天的火车,人容易上火,而且俄国和蒙古境内餐车的饭很难吃,要自己多备些蔬菜水果带上。
这消息传出,到北京火车站送我的朋友们个个拎着尼龙网兜装的西红柿黄瓜或者香蕉苹果,于是我的水果蔬菜几乎可以用筐装了。
经过我一路努力加餐,再分给周边的人一些,到了第八天头上,我的手里仅剩下两根黄瓜,而且捏一捏两头上都已经发软。旁边的一个人就说,你何不到餐车把它们卖给“老毛子”呢?我就照办了。
我把黄瓜装在塑料袋里拎到餐车里,迎面遇到一位体重估计超过200斤,长得通红的俄国大娘,她问我有何贵干,我便举了举手中的塑料袋。
一会儿,一位大师傅喜笑颜开地来了。我们在空无一人的餐车里坐下,他很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用来讨价还价。我写了“15”,他摇摇头,把15划上叉,写下“10”,我把他的10也同样划了,写上13,于是成交了。
我必须说,当时卢布和美元是1比3,13卢布就是39美元,我后来就用这些换来的卢布在红场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个九寸大的浮雕银盘子,两根快要烂了的黄瓜的价值如此,可见前苏联的物质是何等匮乏。
02 “小白桦商店在哪儿?”
八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傍晚,由于国内来苏联的人太多,大使馆给同胞提供方便,安置了许多临时床位,一个床位收十几美元,还提供带导游服务的莫斯科一日游,当然也要收费。
我和一个公派的去南斯拉夫工作的医生和几个做生意的青年人分在一屋住,那医生告诉我说,刚才在火车站台上,他的小行李车轱辘掉了,当即就有当地人以18卢布买走了。
虽然旅途劳顿,晚饭后大家还是都想出去走走,特别是那几个生意青年,全是“倒爷”,都说是要出去钓鱼。意思是去倒卖东西,我看他们一路上故意做一些动作引人注目,然后便晃一晃手中的透明塑料袋,那袋子里是两条牛仔裤。我认得那标签,是广州产的牛头牌的,那时候在上海的华亭路小摊上是15人民币一条。后来这几个人很快得逞,卖得200卢布,吵闹着找地方喝酒去了。
第二天,我去了自由市场,去看各种各样的民俗产品,又去红场想看看列宁墓,只见瞻仰的队伍人头望不到尾,只得作罢。
到了中午,我在红场周围转了近一个小时,竟找不到任何地方有卖吃的东西。经路人指点,进了对面的大百货公司,居然也是空空如也,货架子上的东西极为有限,但是经货架后面大镜子的衬托显得数量多出一倍。
到了下午一点钟,我终于在这家大商场的后面找到了一家餐馆。
其实,这个餐馆只是个食堂,极大,里面用餐的人有百十号。想吃饭就去取一个托盘,排队依次领取不同的食物,如同我们现在的公司饭堂。
我快吃完的时候,那群“倒爷”居然也找到这里来吃饭了,见到我在便围拢上来,要我帮他们问一问去小白桦商店怎么走。
我那年代,中国人通过《参考消息》都知道苏联有一个小白桦商店,专门为外国人开的,本国人不得入内,类似那时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
我四下里张望,想从周围人们的长相和气质上面判断出谁是懂得英文的,终于看到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两个中年男子,正在空口干喝一堆啤酒,其中一位,长得酷似那时国内流行的一个叫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电影里面的男主角。
我便走过去向这人询问。他听了我的来意,问道:“你是日本人?”我说:“不是,中国人。”他说:“红色中国?”我说:“对!红色中国。”
岂料那人露出极为友好的笑容道:“我还没有在这儿看过几个中国人,不过我在二十多年前有过好几个中国学生,他们都非常出色,我很想念他们,真希望有一天能再见面!”我好奇地问道:“那您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他的这番话让我心头暖作一团火,激动得差点没掉下泪来,我便热烈地说起来,我说我是去奥地利维也纳留学的艺术家,我的老师便是当年在苏联留过学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对俄国的文化艺术有着亲密的感情,接着就数出一连串名字:列宾、苏里柯夫、契斯卡阔夫、克拉姆斯柯依、别洛夫、赛洛夫……
轮到说文学方面,也像是说快板儿书一般: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妥斯托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
我知道这些译成中文的名字在俄文的原文中的发音或许相差甚远,于是努力将这些人名字说得特别有“洋味儿”,自信对方一定能听懂。
我正说着,那边的“倒爷”们叫道:“嗨!你跟老丫恩的废什么话哪?”
那教授问他们是不是也是中国人?我说是,是来做生意的,想知道一下小白桦商店怎么走。那教授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了走法,让我去讲给他们听,然后说,你再回来一下,我再写一张纸给你。
等我回来,他将那张纸递给我道:“我想,这些地方是你需要的。”那里竟是一连串的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名字和走法。
后来的时间,我便是照着教授的指点,先去看了库图佐夫斯卡亚的保罗金诺战役环形战史画纪念馆,又去了普希金纪念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正在闭门整修,没有去成。
老实说来,我并不十分喜欢莫斯科这座城市,一如我同样不喜欢眼下的北京。只觉得大而无当,属于供人观赏的脸面,而不是供人居住的城市。
所谓“大而无当”,便是指一个城市各种视觉成分的比例关系,比如街道的宽度和建筑的高度,商店的密度和内部空间的大小以及人群的流量等等。这种比例关系实际便是人的生活品质的某种抽象的检验。
俄罗斯横跨欧亚,自古以来便是正统欧洲的边缘,特别是被西欧人看成蛮族而不愿接纳,但就是这样的蛮族,却偏偏在历史上多次扮演了欧洲救星的角色。
所以我想,俄罗斯是应当摆出高傲的模样的,这种高傲既是给别人看,也是给自己看,
03苏联人也知道成龙李连杰
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后,又乘火车上路,走基辅线,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发。
列车员见上来一群中国人,十分殷勤,车开后不久便端来了加了柠檬的红茶,这在当时的国内还十分稀罕。
正巧我那包间的同屋都不在,服务生递上茶后便磨蹭着不走,和我找话说。这人的唇上蓄着小胡子,中等年纪,中等身材,穿一身浅灰色工作服,足登暗红色软底皮拖鞋,活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面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不忠分子。
“我看过李连杰的电影,最喜欢中国的功夫。”他说,“你会吗?”
“当然会啦!”我随口应道。
谁知这服务生听过,竟“呼”地一下,两腿落地有声,蹲成马步,说道:“能教我一招吗?”
我哪里懂得功夫,只是在洋人面前不愿意嘴软,好在我从小喜欢体育,现在眼见他动了真格的,琢磨琢磨,便灵机一动道:“好啊!”说完,便立起身提右腿,膝盖向他下身中间的要紧处一顶。我说:“你这怎么办啊?”
他略想一想,又是两脚踏出很大声音地喝道:“嗨!”把两只拳头交叉,在裆下护住。
我说:“你完了!这下你可完了!”便把两只手掌抡开,向他头的左右同时一拍。我说:“你两只手顾了下面,上面就完了!”
他想一想,说:“这叫什么招?”
我说:“这叫‘双风灌耳’!”
我至今依然弄不清楚是应该叫作“双风灌耳”还是“双风掼耳”,反正在那一刻,我便连蒙带唬地操着英语说:“这一招叫blow wind to your both ears!” 后来我才懂得,在英语里面,blow wind当“放屁”讲,我这句话英文的实际意思是“对着你的两个耳朵同时放屁”!
那“不忠分子”当即就傻了。半晌,他收起马步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04 中国三人穿一条裤子?
到了中午,我便去餐车吃饭。还没落座,早惊动了用餐的食客,纷纷回头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还有的人相互顶一顶胳膊,小声议论什么。
我明白了这些俄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物质羡慕,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竟有“君临”餐车的感觉。
原来他们可是傲慢的很,赫鲁晓夫曾经嘲笑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改革开放一来,没有几年就反过来了,中国人致富的速度,全世界诧然。
细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自幼便受着反反复复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但是国家不强大,喋喋不休的结果反倒是在内心的深处造成过分的敏感和自卑的阴影。
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故事非常典型,曾经在各级的政治学习上作为褒奖的典型宣讲过。说是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名随从来访的美国记者,为了了解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街上尾随一个小脚老太太。
那老太太思想觉悟和阶级警惕性都极高,随即拐进了一家商店,高声吆喝要买两斤猪肉。那时候国内的物质匮乏,买肉要凭副食本,一个居民一月只有几两肉的配额。但是那个售货员也同样有着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和警惕性,眼睛一扫便明白了原委,当即给老太太割了二斤上等的好猪肉。
这样荒唐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已属“黑色幽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讲者和听者全都是真诚地感动的。所以,我在进入餐车的那一刻,思想境界便倏然升华到买猪肉老太太的高度上去了。
那一顿饭我吃得真是不轻松,食物的味道早就顾不上,但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吃相,而且刀叉在手中的技法也无可挑剔。就仿佛我的举手投足都是和中国人的形象和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有无数的同胞在我的身后热烈而殷切地注视着。
我在众人瞻目之下离席的时候,厨房那边有个人叫了一声“Comrade! (同志)你掉下东西了!”
我们在两截车厢间站定,那人看看四下无人,指一指我腕上的手表问道:“卖吗?多少钱?”我因为有了先前卖黄瓜的经验,就说道:“80卢布!”那人说:“60!”我说:“70!”他说:“你在哪节车厢里?我准备好钱一会儿去找你。”
一支烟功夫,那人居然和车厢的服务生一起来了,一问才知道是餐车的厨子。他不但买走了我的手表,还买走了我的小卡式录音带随身听,外加两盘TDK录音带,一共是200多卢布。
我那块手表是当时中国上海出的太阳能液晶显示表,市价15人民币,那个小播放机器,是广州和日本的厂家合造的,只简陋地设有播放和快进两档,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卖60人民币。而那个时候卢布和美元是1比3,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经济头脑,只是想着将来学校放寒暑假,我回国探亲的时候正好可以给国内的亲戚朋友买些稀罕物品。
我在这之后不久又去了美国,几年后卢布也成了不值钱的废纸,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05 中国倒爷辗转腾挪
我所乘的软卧包间共有三人,除去我之外,还有一男一女,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去南斯拉夫工作的公派医生,女的则是另外一群“倒爷”的同伙。
男女同室,说话就都有些一本正经的味道。我问她做什么生意,她说非常简单,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俏货拿到苏联和匈牙利去变卖成金银首饰,再卖到国内。说完便豪爽地打开座下的一个提箱,露出无数的化妆小镜子和粉扑。
我说在异国他乡做生意一定很不容易。她告诉我,她是和男朋友的关系告吹才赌气出来做生意的。
“你这次打算在外面待多少时间?”我问她。她又突然不说话了,半晌,正色道:“反正我一定要赶回去看在咱们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
这一刻,我感到我很尊敬她。
火车到了苏联和匈牙利的边界,又要接受边境出关的检查。先是把我们的护照都收去了,然后又要收我们在刚刚进入苏联边境时填写的贵重物品清单。
我这下子慌了,因为我登记了条目的手表和随身听之类都卖了。我便去找那个喜欢中国功夫的服务员,我说:“你能不能先借给我用一用,等他们检查之后再还给你?”不料他说:“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我们的Comrades (同志)早在过了基辅不久就把货运下车了。”
看来,他们也是走私一条龙。
出境检查开始,我只得忐忑不安地在卧铺上躺着。一会儿,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人用中国话声音很大地叫了一声:“左上角和右下角!”正在奇怪,同包间的那个女孩早跃起身,飞快地将三个行李箱调了位置。事后我才明白,这些生意青年在这条线上跑单帮儿,早已经谙熟了这位检查官的伎俩,这位检查官检查的习惯是抽查对角线上的行李,每个包间依次轮换方位。轮到我们的包间,便是右上角和左下角。
06 西方和苏东树木都不同
我在匈牙利呆了三天,看博物馆,逛大街,欣赏城堡和多瑙河的风光,沿途不时有年轻人缠上来要买我的皮夹克或者手中的照相机,也有人走上来悄声求换外币的。
那时候匈牙利的党魁叫卡达尔,和苏联老大哥离心离德,正在搞经济的自由化。我在许多商店里见到中国的红灯牌立体声收录机被凤冠霞披地打扮起来,供在显眼的位置上,感到中国人真是有脸面。
我继续着火车旅行,向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进发。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也就是从北京到天津的样子,车开动不久就停住,这次是轮到奥地利的边境警察上车来检查了。
我吓了一跳,因为奥国警察的装束是长筒靴大沿帽,黑制服红臂章,如同纳粹的党卫军来了。
一个“党卫军”站在我的包房门口看看,用手指一指行李架上我的一件行李,问我是什么东西。那是我在国内画的一卷画,临出国时细心卷成又长又粗的一大卷。
“请打开!”他命令道。
我的这卷画有二十余幅,出国前费了大力气精心卷好,外面还用塑料布裹了。中国那时候很穷,家家户户都是塑料床罩,我包裹画,便正是征用了我家的床上用品。
奥地利警察见我面露难色,以为有了状况,随即挥来四位同伙,就像那里面裹的是机关枪似的。
我只得将塑料布在地上摊开好大一片,露出一条五颜六色的画面。警察的态度顿时和气了,说道;“可以再欣赏几张吗?”我按着画的手松一松,去展开第二张。上面的那幅因为卷得久了,自己骨碌碌弹了回去,警察叫一声“小心!”,随即蹲下身子来帮我按着。
就这样又看了几张,他站起身道:“真是好画!谢谢你!”接着,这些“党卫军”竟全都和颜悦色地鼓起掌来了!
火车又上路了,我这十几天旅途的最后一站 ——维也纳就要到了。
仅仅这十几天的苏东生涯,我就下意识感觉到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类的性情不适合这种状态,某种大剧变将要到来。……
这时,太阳西斜,天地一片金黄,车过奥匈边界,车窗外的景致竟骤然和刚才大不相同。
我心中暗暗惊奇,不禁想起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谈的地理环境会影响艺术面貌的说法,真不知道是自然的风光造就了艺术,还是此刻我用已知的艺术的有色光片蒙在了周边的风景之上。
火车在苏联境内奔走,我欣赏到了活生生的列维坦和希施金式的风景,匈牙利境内的农舍、花奶牛和山毛榉,则仿佛是参照着蒙卡契的油画生成的。而此刻,面对窗外如同动画片中的精致世界,莫扎特那如歌般的甜美音乐便在我的心中悄然响起。
【作者何宁就读于中央美院附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是上海犹太难民史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以画印第安和犹太人历史场景闻名于美国和以色列,参与设计了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
来源:忆土金君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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