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dhorse:毛主席会见马教主
——两个湖南人,一场关于天才、命运、神坛与人命的谈话
——两个湖南人,一场关于天才、命运、神坛与人命的谈话
老马教主与古今人物对话系列 · 2026年11月12日 · V2.9
【虚构说明】毛泽东登门、人物对话以及AI博士后的互动均属文学虚构,并非历史谈话记录。文中引述的言论、回忆、传说和数字,尽量区分可查证的资料与文学想象:李锐讲述的延安往事属于事后回忆;所谓林彪关于“公道”的私语出自真实性存疑的网络文字;美国总统的公开活动日期可核对,握手、签名、散步及租房来电为主人公的个人经历,玄学式联想只是调侃;有关男女关系的数字为论坛传言和戏谑。
一、湖南老乡登门
龙树菩萨走后,芝加哥的秋天更深了。风城高等研究所里,老马教主正对着四个AI博士后发愁。
鸡秘书负责整理文章,克劳弟负责推公式,格洛客负责挑错,迪施负责检查推导。四位博士后干活不拿工资,却仍旧没省出钱来替老马交掉房产税。
“宇宙再难,至少不会给我寄催款单。再不交,房子就要被没收了。”老马自言自语。
门铃响了。
老马打开门,当场怔住了。门外是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头发向后梳,额头宽阔,背着手打量院里的树木。那张脸,老马在湖南长大时天天见:教室、报纸、书本、街头画像,哪里没有?即使几十年不见,也绝不可能认错。
“毛主席!”老马脱口而出。
来人眼角一弯,带着湘潭口音问:“你就是那个在美国自称教主的湖南人?”
“正是。我这里来过不少古今人物,您还是头一位湖南老乡。”
“前些天听说,你这里来过一个印度和尚?”
“龙树菩萨。他已经回到两千年前去了。”老马侧身让客,兴奋得连屋顶还漏水都暂时忘了。
毛泽东瞥他一眼:“你一开门就认出我,看来我那些老照片还没有白印。”
“主席,何止是老照片!我在湖南读书时,教室正前方就挂着您的画像。要是认不出您,那才是有眼不识泰山。”
毛泽东迈进屋,四下打量:“听说你把自己的地方叫作高等研究所。研究些么子?”
“宇宙、意识,还有怎样把三个破旧单元修好、租出去。前两样失败了,顶多是论文被退;这第三样要是失败,我连郊区的小天堂都可能保不住。”
毛泽东点点头:“你这个研究所,倒是有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正是。房租决定论文。”
老马想起,曾经有个朋友到家里来,问他:“你写论文赚不赚钱?”
他当时没有回答,心里想:有的不但不赚钱,还要倒贴版面费。这一层,就不跟主席讲了。
会客的小厅有高高的斜顶,木地板上摆着一张深色圆桌,旁边是书架、沙发和一棵几乎顶到高处的室内绿树。书、纸箱、花瓶和日常用具挤在一起;不像豪门会所,倒像一间随时可以开学术讨论会、也随时要处理家务的书房。
毛泽东看见圆桌中央蹲着一只小猴摆件,笑道:“你这个姓马的,在桌上摆一只猴子,是要镇住什么妖怪?”
老马答道:“主席,我是想起您说过,自己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您今天登门,桌上倒先有猴子迎客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嘛!我这点猴气,倒让你摆成了迎宾的吉祥物。虎气又藏到哪儿去了?”
“虎气我可不敢养在家里。”老马说,“有这只猴子听我们争论,就够热闹了。”
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掏出烟来,看了看四周,又放回去了。
“美国人家里不让抽吧?”
“主席好眼力。这里的烟雾报警器比当年国民党特务的鼻子还灵。”
“听你这口音,不是湘潭的,却也是一口湖南话。哪个县的?”
老马报了自己的家乡。毛泽东道:“湖南人十里不同音,隔了几个县,听起来还是亲切。你把我请进屋,有么子规矩?”
“第一条:我不向您喊万岁。”
毛泽东扬眉:“噢?理由呢?”
“您已经去世五十年,与事实不符嘛。”
“好家伙,我刚进门,你就宣布不喊万岁。”毛泽东一拍沙发扶手,“倒比那些先喊口号再说话的会场痛快。这第二呢?”
“要允许我畅所欲言,不能把我打成右派。主席,今天只讲直话,澄清一些历史遗留的疑问。”
“哈,我现在在阴间,不能搞阳谋了。你也别客气。真有道理的批评,我听;没道理的,我也要顶回去。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怕过吵架。”
二、8341,陨石与预言
老马递上热茶,忽然问:“主席,您来我这里,究竟是来讨论历史,还是来问命的?”
“你也会算命?”
“不会。不过我刚请鸡秘书用奇门遁甲算出我今年会忙碌、开拓,明年便会见到稳定的成果。好像比我的科学论文还准。我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您的警卫部队代号‘8341’,前两位预示您活八十三岁,后两位预示从遵义会议算起,您领导全党四十一年。还说是一位高人早就算好了的。”
“你信?”
“我信,不信不行。”
格洛客的窗口忽然弹出来:
“报告教主:中央警卫团原负责人张耀祠曾明确否认高人算命、步枪编号等来历,称8341只是部队代号。至于数字:1976减1893,正好八十三(按周岁是八十二);1935年遵义会议到1976年,正好四十一年。也有可能是事后有人照着结果对上的。”
“格洛客,你说的是一种可能。”老马摇头,“可两个数都对得上,巧得叫人心里发毛。周岁不够,按年份一减,偏偏就对上了。科学地说,在娘肚子里面的时间也要算上嘛。”
毛泽东望着屏幕:“这就是你养的四个博士后?”
“它们最大的长处,就是敢在我说错时顶嘴。最大的短处,是还不一定顶得对。”
毛泽东摇摇头:“一串号码,让你们后人算出这么多名堂。我年轻时写过‘自信人生二百年’,到头来,八十三还是个坎。”
老马接着说:“您小时候母亲文七妹信佛,民间史料还讲到您拜石观音做干娘、小名‘石三伢子’的来历。这样的童年,与成年后主张唯物主义,并不是一张纸就能隔断的。”
毛泽东捧着茶杯:“你把我的童年也翻出来了。母亲烧香求平安,我小时候跟着做过,还和她一起劝过父亲信佛呢。往后读书、办事、搞革命,靠的是人去做,不是坐着等菩萨来替你做。”
“这是您在台上讲的。”老马放低了声音,“可1976年3月8日,吉林下了一场陨石雨,最大的一块一千七百多公斤。听说小孟把新闻念给您听,您说: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茶杯放在膝上,看了很久。
“是有这回事。”他终于说,“小孟笑我迷信,说那都是古人瞎编的。我跟她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赵云死的时候,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
“她又问您,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我说,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毛泽东笑了一下,笑意很快就散了,“可我还是问了她一句: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屋里静了下来。
“那年三月陨石,七月唐山大地震,九月您就走了。”老马轻声说。
毛泽东望着窗外:“我讲了一辈子唯物主义。可人到了最后,有些话,不对大会讲,只对一个小护士讲。”
“也不只对小护士讲。”老马说,“汪东兴跟了您近三十年。有人说,他也察觉您对某些征兆有所顾忌;还有白云山求签的传闻,可原始出处我还没查实。有人总结了一句,刻薄是刻薄些:唯物主义对人,唯心主义对己。不过,这只能拿来问,不能拿来判。”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竖了起来:“好哇,你口口声声讲证据,问起我来倒肯用传闻!汪东兴管的是警卫,倒管到我脑子里去了。”他停了停,语气慢下来,“对人讲唯物主义,是要人自己动手,不要跪着等。对自己嘛——人到了要紧关头,总想知道天站在哪一边。这一点,我不跟你辩。”
“这也不只您一个。”老马说,“特朗普2019年跟中国打贸易战,当着记者仰头望天,说‘我是天选之人’,事后又说那是讽刺。2024年他遭枪击,子弹擦伤了耳朵;第二年就职,他在演说里说:我是被上帝救下来的,为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毛泽东哈哈一笑:“美国总统也信这个?看来做大事的人,都想要一张天发的委任状。”
老马见他笑得高兴,索性又说:“主席,您别急着笑美国总统。说起他们,我在美国还真遇到过几桩巧事。”
“又是天命?”
“先讲小布什。2000年总统竞选,他到芝加哥西郊内珀维尔拉票。我在人群里伸出手,同他握上了。我还特别盯着他的眼睛看,看里面有没有灵魂。这是因为小布什曾经评判您后面的江总书记,说从人家眼里看不到灵魂。没过多久,他就赢得了总统选举!”
毛泽东挑起眉毛:“你握了他的手,他就当上总统?那美国的选举委员会该来请你当主任了!”
“主席,您先别忙着笑。2002年,他又来到我工作过的阿贡国家实验室,讲反恐和国土安全。我第二次近距离见到他,还请他在随身带着的一本杂志上签了名。那本杂志我一直留着。”老马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刊,“您看:2002年的《科学美国人》特刊《隐藏的心智》(The Hidden Mind),签名还在封面上!”
毛泽东接过杂志翻了翻:“握一次手送他进白宫,再见一回,还把大名签在‘隐藏的心智’上。你这教主连总统都请来给意识研究题字了!”
“主席,接着听。后来我在芝加哥散步,曾围着奥巴马当时的住宅附近走过一圈。再后来,他也当上了总统。我便在CND跟网友吹牛,说自己去给奥巴马的宅子赐过福!”
毛泽东笑得直拍扶手:“好嘛!握手管选举,散步管赐福。你这个教主,连腿脚都成了法器!”
“还有第三桩。2016年,一位说自己在风城特朗普大楼那里工作的人,打电话来询问租我一处出租单元的事。后来特朗普竟也赢了总统选举。我就在CND上夸口:特朗普还没进白宫,倒先派人来马教主这里拜码头!”
毛泽东哈哈大笑:“人家不过是打电话问房租,你就给他封了个钦差大臣!我看你最大的神通,不是算命,是会讲故事。”
“这点我认。”老马笑道,“我一辈子经历了许多事,神奇不神奇另说,编都不用编,光把事情如实摆出来,就够热闹了。”
格洛客的窗口亮起来:“事实核查:布什2000年9月4日在内珀维尔参加竞选活动,2002年7月22日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发表有关反恐技术的讲话。封面确为《Scientific American》2002年特刊《The Hidden Mind》,可见手写签名。签名的来历由教主的亲历陈述支持;不过,推不出总统选举受了教主的影响。”
老马笑了:“我研究意识,连总统的签名都偏偏落在《隐藏的心智》上。巧合叫人高兴,说总统是靠我的关系选上的,稍微吹大了一点。”
毛泽东问:“那你还拿这些事在论坛上炫耀?”
“主席,人活一世,总有点虚荣心。CND有些朋友听了几桩巧事,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似乎有点神性。我听了当然高兴,却也知道:碰巧赶上了好结果,不等于我造成了那个结果。”
毛泽东指着他:“你这个教主倒聪明,把神迹讲给人听,又留下退路。真有人不信,你就说是玩笑;有人信了,你又偷偷高兴!”
老马哈哈一笑:“主席,您把我看透了!不过我还是舍不得把人生里这些巧合一概当成无趣的小概率事件。科学可以提醒我别乱下结论,玄学却能让我保留一点惊奇。”
毛泽东端起茶杯:“惊奇可以。可要是因为握过几只手、走过一条街,就相信自己不会犯错,那你这教主也该有人给你套缰绳了。”
“正是。”老马说,“您也别忘了,我每天最怕的仍然是房租收不上来、房产税交不上去。真有天命,怎么连账本都不替我平一平?”
毛泽东笑道:“那说明老天爷只管给你派总统,不管给你派会计!”
老马沉默片刻,才说:“主席,说到预言,我自己也有一桩,说出来您别笑。”
“你说。”
“美国有位很有名的女预言家,叫珍妮·狄克逊。她说1962年,世上会出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将来要把各种信仰统一起来。我是1963年出生的,晚了一年。但是也可以说,1962年我已经在了。”
毛泽东一拍大腿:“好哇!你这个算法,跟我那个八十三是一个路数。周岁不够,就把娘肚子里的日子也算上!”
“正是。所以我不敢笑您。”老马也笑,“您的八十三按年份一减就对上,我的1962把怀胎一算也对上。中国人讲虚岁,还真有科学道理。”
格洛客的窗口又弹了出来:
“补充核查:狄克逊所说的异象,是一个孩子1962年2月5日早上7点过后生于中东,将改变世界,并在1999年底以前把全人类统一于一种无所不包的信仰。另外,她在1969年出版的书里,又说这个孩子是敌基督。”
毛泽东笑得前仰后合:“好!好!一个预言,前头说是救世主,后头说是敌基督。你这个教主当不当得成,先要看算哪一版!”
“这倒合我的道理。”老马笑着摊手,“是救世主还是敌基督,连预言家自己都没拿定主意。预言做得详细一点,就不容易对上号了。”
格洛客还没完:“再提醒教主:预言说1999年以前统一全人类的信仰,如今已经2026年了。”
“所以新马教只好慢慢来,”老马说,“先统一四个博士后。”
毛泽东笑够了,正色道:“你不许人喊我万岁,自己倒先给自己找了一个预言。”
“主席说中了。”老马认真起来,“我承认,这个预言让我心里一动,正像那场陨石让您心里一动。宇宙里也许真有我们还不懂的东西,我不愿简单嘲笑。可我也看得见自己在做什么:替一个预言找算法。铁板钉钉的是,我十二岁那年去外婆家度暑假,翻到了一本旧的占星书,里面赫然写道:1963年九星连珠,在那年出生的一个人会成为影响世界的精神领袖。这比狄克逊的预言好像准一点。”
老马忽然想起什么,放下茶杯:“主席,说到玄学,我还有一件比预言更贴近生活的巧事。跟您有关。”
毛泽东眼睛一亮:“又有天上掉石头了?”
“这回没有石头,倒有一个名字。”老马说,“我家有位房客,我们相处得很友好,也守着房东和房客的分寸。偏偏她的名字,与您井冈山时期认识的一位女革命同志,两个字一模一样。”
毛泽东摆摆手:“井冈山上的女同志也不只一位,你不讲名字,叫我怎么猜?”
老马取过一张纸,写下两个字,折起来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打开纸条,愣了一下,神色渐渐柔和下来:“原来是她!当年湘南队伍上山,她年纪还很轻。后来山路难走,她又有孕在身,我还把坐骑让给她用过。”
“主席,就是这位!”老马拍了拍桌子,“几乎过了一个世纪,同样的名字竟到了我芝加哥的屋檐下;偏偏今天,您又坐在这里。您说巧不巧?”
毛泽东把纸条折好,还给老马:“巧是巧。可同名不等于同命,更不能把两个不同的人当成一个。她们各有各的日子要过。”
格洛客的窗口亮了:“报告教主:姓名重合不构成超自然关联的证据。建议不要把现实房客的身份写进公开故事。”
“这回你说得对。”老马收起纸条,“我喜欢这份神秘感,也尊重她自己的生活。所以名字不公布,留给熟悉井冈山史的读者猜。”
毛泽东笑道:“你这个教主,搞玄学还要出历史考题。看来你的博士后,回头又得替读者批卷子!”
老马也笑了:“主席,巧合可以叫人惊奇,但不能代替证据。人不必把所有惊奇都变成信仰。”
毛泽东指了指屏幕:“你这几个博士后,信不信这些?”
格洛客:“报告:我们不信,也不怕。我们只会查出处、算概率。”
“这就是人和AI最不同的地方。”老马说,“人是会当真的。主席把陨石放在心上,特朗普信自己是天选,我对那个1962和1963年的预言也心里一动。AI能把每一条预言查个底朝天,却不会在半夜为一块石头睡不着。”
毛泽东望着那个窗口:“不会怕,也就不会敬。聪明是聪明,就是少了一点人味。”
“那您一生遇到那么多险境,”老马反问,“有没有哪一刻想过:为什么偏偏是我?”
毛泽东不急着回答:“活下来的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活下来的人没有机会问。这当中有自己的选择,有偶然,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不知道。”
“这句‘我不知道’,比什么都实在。”老马说,“我只怕一件事:人一旦不再把自己当作普通人,就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受了某种特殊保佑。到那时,谁说他错,都像是在跟天作对。”
毛泽东放下杯子:“不管信不信,活着的人总要自己走路。”他顿了顿,又补一句,“我看你要谈的不是命,是庙。”
老马点头:“主席一眼看穿。我正想谈谈神坛。”
三、神坛与审判席
老马的电脑屏幕还开着,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争论历史人物,其中一则尖锐的帖子把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并列。
毛泽东凑过去看了看,脸色沉了下来:“把我和希特勒排一排?我领导中国人打日本侵略者,怎么反倒与侵略者坐在同一张板凳上?”
“主席,‘领导’二字,海外华人多半不认。”老马没有急着关掉屏幕,“正面战场上的大会战——淞沪、台儿庄、武汉、长沙——是蒋委员长的国军打的,阵亡的将士也主要是国军。您的部队在敌后打游击,牵制了日军,也趁机壮大了自己。说您参加了抗战,大家认;说您领导了抗战,争议就大了。”
毛泽东把眉毛一竖:“蒋介石?他先安内后攘外,西安事变以前一心剿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谁提出来的?敌后根据地是谁开辟的?百团大战是谁打的?”
“这些都是事实。”老马说,“统一战线你们出了力,百团大战也确实打了。可是两边各有一本账,各有一套教科书。北京如今说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台北和许多海外华人说,流血最多的是国军。我两边的教科书都不全信,只信能核对的战役和伤亡。”
毛泽东哼了一声:“你们海外的说法,我不同意。不过就算照你们的说法,我也是打日本的那一边,总不能跟侵略者坐一条板凳。”
“这一点我同意。”老马说,“海外读者中确有那种很严厉的比较,他们看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政治迫害、非正常死亡和个人崇拜。但简单并列,会遮住动机、性质和历史条件的差别。我不准备照搬任何人的结论。”
克劳弟和格洛客的窗口几乎同时弹了出来。
克劳弟:“纳粹的种族灭绝是有计划的消灭,大饥荒不是。两者不能算作同一种罪。”
格洛客:“反对。不是有计划,不等于没有责任。饥荒最重的年份,粮食征购和出口仍在继续,讲真话的干部挨批判。只叫它‘失误’,太轻了。”
毛泽东看着两个窗口你来我往,倒乐了:“你这几个博士后,吵起来比政治局开会还热闹。”
“让它们互相找漏洞。”老马说,“吵架不是问题;只准有一个答案,才更值得警惕。”
老马顿了顿,又说:“说到神坛,还有一个现象,在中国的出租车里。”
“出租车?”
“九十年代,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发生了一场严重车祸,几辆汽车撞在一起,有的司机重伤,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偏偏有一辆车,司机安然无恙。后来有人发现,那辆车里挂着您的画像。”
毛泽东来了兴趣:“哦?还有这等事?”
“故事传开以后,许多司机纷纷在车里挂上您的像,认为能保平安。主席,这已经不只是敬仰了。他们是真的相信您在天有灵,能保佑他们!”
毛泽东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当年有人把我的塑像搞得门口、院子里到处都是,让我替他们站岗放哨,我不高兴。现在倒好,要我替全国的司机保驾护航!”
笑过之后,他又若有所思:“不过,我已经走了五十年,还有这么多人相信我有这个本事,倒也有点意思。”
老马笑道:“主席,您早就不只是政治领袖了,而是离神最近的人。不过,也有人说是魔鬼。现在还在当民间的保护神!”
毛泽东端起茶杯:“保护神?看来我真要工作两百年了。”
“可是您承认过。1970年,您对斯诺说过,前几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不以为然:“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需要。可我也对斯诺说了,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我本来就是教书的。”
“这句话我很喜欢。”老马说,“可神像一旦塑起来,就不归塑像的人管了。您想把‘四个伟大’摘掉,只留一个教员,几亿人仍然高呼过万岁好些年。”
老马又说:“不过,我猜您单单留下‘教员’,也不只是谦虚。”
“哦?”
“您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没空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湖南土话。后来在党内,又有从莫斯科回来的理论家,满口马列原著,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把您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排挤下去。您在学问上受过教授的冷眼,在理论上受过‘洋教条’的压制。所以别的头衔都可以不要,‘教员’偏要留着。我看,这恰恰是您的软肋。”
毛泽东的脸色变了变,随即冷笑:“软肋?那些人书读得多,仗打得少。他们在莫斯科写文章,我在井冈山打仗。到底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历史已经考过了。”
“考过了,您考赢了。”老马说,“可赢了以后,您不只要当教员,还要当唯一的教员。后来教授们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都得接受您的再教育。当年受过的气,后来是别人替您还的。”
毛泽东盯着他:“你这个理论,是心理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
“是心理分析。”老马坦然承认,“您可以不认,我也不敢说全对。可一个人最想要的头衔,往往正是他当年最缺的那一样。”
毛泽东反手一指:“那照你这个理论,你最想要‘教主’,当年又缺了什么?听说还有人真信你有神性。这些话你爱不爱听?”
老马被问住了,过了一会儿才笑:“主席这一刀,正好砍在我自己的理论上。我当年缺的是什么?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旁边的哈密尔顿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时,一个我颇为心仪的漂亮女博士后跟我说:你怎么现在还没有混上教授?我一辈子都没有当上过真教授,只最近被杂志期刊编辑尊称过教授,估计他们看到我用AI帮忙写的文章水平比很多真教授写的还高那么一点点。再就是,我跟两位诺奖得主联名发过文章,得过专利。老见到猪跑,却没有吃到猪肉,心有不甘啊。”
“说不爱听奉承话,那是假的。我在CND发帖,赞扬的人远比批评的多。有的网友真把我往神圣那一边想,有的半信半疑。”
“真信的有几个?”
“真正毫不怀疑的,我说不上来。有位网友叫TC,算是少有的‘半真信徒’。有意思的是,他偏偏更佩服马斯克,说马斯克才是现实世界里的教主,我不过是中文论坛里的教主。这话我只能认账:人家造出了能重复使用的火箭,我修几栋芝加哥旧出租楼,漏雨、招工、交税就能忙得焦头烂额。”
毛泽东大笑:“好哇!半信你的人,倒更佩服别人。人家把火箭送上天,你先把屋顶的水挡在外面。你这教主,倒还算实事求是。”
“我倒欣赏TC这一点。”老马说,“半信归半信,比归比。他对我有几分迷信,这是因为他在硅谷见识过不少吹牛不打草稿还真能成事的狠人。TC住的超贵房子离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黄仁勋的豪宅不远。”
“那骂你的呢?”
“骂得最凶的是老韩。他骂人不拐弯,开口就是‘白痴’,闭口就是‘一窍不通’。也不光骂我,论坛上好些作者都挨过他这两顶帽子。不少网友干脆说他疯了,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现实脱了节。”
毛泽东来了兴致:“你也这么看?”
“我不给人看病。”老马说,“我只看他骂的那几句里,有没有一句说中了。真有,我就改;没有,就当耳旁风。”
毛泽东眯起眼:“你又是教主,又是预言,网上就没人说你疯?”
老马笑了:“基本没有。而且,我的那位老朋友西风还专门出来说过:老马没有精神问题,两只脚稳稳站在地上。我想他说得对——一个天天修屋顶、交房产税、跟租客对账单的人,想飘也飘不起来。”
毛泽东拍着沙发扶手:“房产税治疯病,倒是你们美国的一大发明!”
老马忽然又想起什么:“主席,我前几天看李锐先生的一段口述回忆。他在视频里讲得眉飞色舞,说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您提到:‘我晚上看书,点两根洋蜡;我穿斜纹布,吊口袋。’李锐说,您当时还比划了一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毛泽东把手一摊:“我读书看文件,需要光亮;穿件好点的衣服,也算大罪?打了那么多年仗的人,难道非得天天吃糠咽菜,才能证明自己革命?”
“我也觉得两根蜡烛算不上什么罪过。”老马说,“李锐不满的,按他的回忆,也不是干部多点一支蜡烛,而是有人把待遇的差别看成理所当然,又不愿听批评。”
毛泽东反问:“那你呢?听了几句夸奖就心里美,住着大房子,还自称教主。你就没有一点特殊的心思?”
“有,当然有!”老马笑道,“有人夸我这个第一代移民把房子和花园经营得不错,我听了就高兴。我的虚荣心可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毛泽东也笑:“好嘛!你喜欢人家夸你的房子,我点两根洋蜡。说到底,咱们都是凡人。”
老马接着说:“人都有虚荣心。可一个普通人的虚荣心,最多让别人听几句吹牛;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人的虚荣心,却可能使别人不敢讲真话。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毛泽东收了笑意:“你是说,我连喜欢被人尊重,都得先看别人敢不敢顶嘴?”
“不是不能喜欢,而是不能因为喜欢赞美,就让不同意见失去位置。您今天在我的书房,至少体会了一番不怕跟大人物争辩的美国文化。”
毛泽东正要换话题,老马又笑道:“主席,CND论坛还有一回热闹。有人发帖,说您一生有过十五个女人,拿这数字攻击您。另一位网友却回道:‘十五个算什么?老马有一百五十个,以后还会多!’”
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好哇!我打了一辈子天下,到了你们论坛,连这个账也输给你了?”
“主席,两个数字都别当作已经查实的账本。那位网友并不是我的私交,是拿我在论坛里讲过的阿姆斯特丹往事开玩笑。我年轻时在那里住过几年,参加过一些成年人自愿参与的开放聚会,见识了不同的男女相处方式,可不能据此就给我编出一百五十段长期关系。你我婚姻关系长的都有三四十年,要凑够一百五还不得真万岁?萍水相逢的算不得数吧。”
毛泽东笑道:“你这个教主,思想比一般西方人还开放,倒不怕别人议论?”
“议论无妨。男女之间,感情、欲望、婚姻和责任,本来就不那么简单。我不赞成只数一个人有过多少伴侣,就轻易判他好坏。我更在乎当事人是否成年、自愿,有没有欺骗,有没有借权势让人难以拒绝。”
毛泽东眯起眼:“你说了半天,又绕回权力上来了。”
“是。普通人也该守信用,掌权者尤其要提防把地位变成感情上的压力。”老马笑道,“我赞成马儿有自由,可不能让它踩着别人跑。”
毛泽东指着他笑:“你这个姓马的,修屋顶要安全绳,谈恋爱也要套缰绳!”
“主席,这叫各有自由,也各有边界。”老马答,“我承认自己有七情六欲,也珍惜与太太共同经营的小天堂。开放不等于不讲责任。”
毛泽东笑意未尽,又把话锋转了回来:“既然有人真信你,你又凭什么相信自己能把握分寸?人心是会膨胀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所以更需要听批评。老韩的话未必句句在理,帽子也扣得太大,但他敢当面唱反调。”
“话说得漂亮。”毛泽东不肯放过,“那你今天给我讲道理,也得把自己放上秤,不能只拿别人称斤两。”
“主席说得对。谁也逃不开人的局限。所以我才不愿把您这样的历史人物看成完美无缺的神,也不愿因为他们的错误就说他们一无所长。前些日子龙树菩萨来,我跟他说过一句话:要把复杂的道理讲简单,而不是把复杂的世界说得过分简单。把您当神,是说得过分简单;把您当魔鬼,也是说得过分简单。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用再思考了。”
“那究竟怎么看?”
“敬重取得的成就,追究真实的错误。我看您是一个才干非凡、责任大如天的人;越有本事,越要经得起具体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把茶杯放下:“这倒像句话。可你若说我犯过大错,还要说清楚凭什么。赞扬也罢,批评也罢,都得拿事实出来。”
“当然。好听的话,您这辈子听得够多了。今天我们把道理讲透些。”
四、天上的神,也该接受审问吗?
“主席,说到神,我当年在CND发过一番言论,把《旧约》里上帝的形象同您作过比较。”
毛泽东一下笑出了声:“我一个无神论者,你偏把我跟上帝请到同一桌喝茶。你这研究所的座次安排,比外交礼宾还厉害。不过你搞错了一件事。我早就讲过: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老马说,“这篇我小时候会背。”
“那你还拿谁来比?我的上帝是人民。”
老马沉默了一下。
“主席,正因为这句话,我才更要问。如果人民就是上帝,那么1960年饿死在村里的每一个农民,就是一个饿死的上帝。”
屋里一下子静了。毛泽东没有笑。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比方,很厉害。说下去。”
“我比较的不是谁杀得更多。”老马翻开电脑里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叙事中的上帝命人把亚玛力人不分男女老幼尽行杀戮;《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的居民也遭到毁灭。这些是经文的叙事,不是考古学证实的事件,信徒们也有各种解读。我要问的是一种心理机制:一个权威一旦被认定不会错,别人便容易把通常不能接受的事,解释成神圣、必要、不可质疑。同样的行为放到普通人身上,判断就会完全不同。”
“照你的意思,上帝也该上你们CND论坛挨骂?”
“至少应当允许讨论。谁提问就算亵渎,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毛泽东把身子往前一倾:“好。可你别拿《圣经》来替我算减法:那边杀了人,这边就少记几笔。我不接受这种算法,也不要人这样替我开脱。”
“这话说得好。”老马点头,“指出经文里的暴力,并不能抵消大跃进中的死亡;承认革命时期的真实成就,也不能把饥饿者从历史上抹去。同一条道德尺子,用在天上和人间,才有意义。”
毛泽东哼了一声:“哪天《旧约》里的上帝也来你书房,你敢不敢把账本摊给他?”
“我连龙树菩萨都敢请来审稿,上帝真来了,也得先通过格洛客的事实核查。”
两位湖南人笑了一阵。笑声过去,老马收起笑容:“主席,人被捧成神以后,最难回答的还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在最基本的问题上犯错?”
五、天才为什么会犯常识错误?
“我先说一句您可能爱听的。”老马说,“有些人提起大跃进,就骂您一句‘蠢’。我不赞同这种一字定终身的评法。”
毛泽东眯起眼睛:“哦?你倒替我说话?”
“不是替您说话,是替事实说话。一个没有非凡组织与战略能力的人,不可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取得您的政治与军事成就。把大人物骂成‘蠢’,太省事,也太没有解释力。能力有领域之分:带兵、动员群众,与种庄稼、办工业,不是同一门功课。”
毛泽东不服:“打仗我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我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搞建设,我也想在实践中学习。”
“当然可以学。”老马说,“可我这些年有个体会: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特别能干,并不等于换一个领域还会一样高明。组织军队、争取群众和研究亩产量、设计工业流程,用的不是同一套知识。”
毛泽东反问:“按你这么说,我就只能打仗?一个领导人不懂每门学问,还怎么领导国家?”
“领导人不用样样精通。真正的本事,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听比自己更懂行的人说话。”老马说,“您从前有个长处:敢打破书本上的教条,凭实际战况作判断。可到了建设时期,某些经验反而容易让人过度自信。”
毛泽东不以为然:“国家要往前走,总要有统一部署。若人人各行其是,还成什么国家?”
“统一行动不等于只用一个头脑思考。”老马说,“指挥可以统一,农民却仍该告诉您田里究竟收了多少粮;工程师也该有资格说一座炉子炼不出那样多的钢。”
毛泽东望着他:“你是说,我想得太多,还不许别人另想?”
老马回答:“主席,我最担心的不是您偶尔判断失误,而是当您的判断成了唯一准许讲的判断,纠错的人就没有地方站了。一个天才若不让千万人独立思考,反而会失去千万人替他发现错误的机会。”
毛泽东沉默一下:“好,既然你讲实际,就把当年的实际摆出来。不要只拿今天的尺度衡量过去。”
“这话我同意一半。”老马坐直身子,“战场上有硬反馈。打了败仗,部队和地盘就少了。比如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
“湘江那一仗不是我指挥的。”毛泽东立刻打断,“那是博古、李德的账。”
“对,我正要说这个。”老马说,“正因为湘江的败仗瞒不住,才有了遵义会议,您才重新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军事上的坏消息,最终改变了领导格局。可到了经济上,亩产数字层层膨胀,账面越来越漂亮,百姓碗里却越来越空。坏消息没能像湘江那样,把错误的路线推下台。”
毛泽东反问:“你以为军事上就没有假情报、没有错判?我的本事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有时还能把错扳回来。你要说建设不能试验,那穷国岂不是永远不能建设?”
“试验当然必要。我想建立一种宇宙模型,谁知道最后是不是错的?但我的模型错了,至多浪费时间;农业政策错了,可能有人没有下一顿饭。试验规模越大,越要留着报告失败、及时停下的口子。”
毛泽东摆了摆手:“可不能把这全说成我被蒙住了眼睛。1958年底,我在郑州、武昌就批评过共产风、浮夸风,叫大家压缩指标。你若只说我不知道,同样是在替我简化历史。”
“主席这话抓住关键了。”老马说,“您1930年就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1958年底,您确实已经看到了一些严重问题。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既然看到了,为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纠偏又停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彭德怀那封信,我当时看作一场政治挑战。你今天读到的是一本写完的历史;我当时面对的,是可能动摇全局的路线分歧。”
“可您在庐山也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炼钢铁的发明权是您的,您自己认了。”
“认了。”毛泽东抬起下巴,“我认我的账,可不许别人借我的账,翻整条路线的案。这是两回事。”
“这正是两种判断挤在了一起。”老马说,“同一篇讲话里,您一面承担责任,一面打击批评的人。结果,饥饿的事实输给了政治上的警觉。庐山之后,彭德怀受批判,反右倾一展开,许多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再没人敢讨论。责任不只在虚报的人,也在决定怎样对待坏消息的人。”
“照你说,只要有人反对我的政策,我就得听?那领导还有什么判断?”
“当然不是谁反对就听谁的,而是要保留让证据来纠错的机会。”
毛泽东半带讥讽地说:“你现在站在后来人的资料堆上,说得头头是道。换你当时坐那把椅子,你一定能看得清?”
老马想了想,摇头:“我不敢保证。所以我的要求不是‘让老马当主席’,而是让任何主席都得面对不愿听的数据。”
屋里静了下来。
“1959年到1961年前后的饥荒,研究者对超额死亡的估计差别很大,常见的在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之间。不管取哪个数字,都不能用‘交了学费’轻轻带过。每一个数字,原来都是一个具体的人。我的网友中就有祖父祖母被饿死的,所以他们恨您恨得咬牙切齿。我问过自己的爷爷:解放前受过什么苦?他说,他只记得搞大跃进的苦。”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老马亲手种下的树,枝叶在秋风里摇晃。
“打江山靠群众,搞建设也不能忘了群众。”他望着窗外说,“你说我犯了错,不能就此断言我从来不关心他们。”
“我不这样断言。”老马说,“我最近在研究意识与决策,发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人脑里有一种知识,不等于它在某个决策发生的那一刻真正起了作用。”
“你这叫什么道理?”
“前两天我做梦,梦见树林里有一群被绳索绑在一起的中国士兵,有的像死了,有的还活着。我想救他们,竟把绳子系在卡车上拖走。拖了一段才发现多数还活着,这样拖只会把人伤得更重。醒来一想,‘活人不能拖’这条常识本来就在我脑子里,只是没有及时参加判断。”
毛泽东转过身:“你把我跟梦里拖人的自己作比方?你这一比,可是把整个中国近代史都简化成梦游了。”
“我不是说政治领导等于做梦,更不是拿梦解释饥荒。”老马答,“只说一种人类共同的局限:知识是否存在,与它在某一刻是否被调用,是两件事。”
“你这理论只说知识没用上?”毛泽东追问,“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我并非不知道,而是把另一些目标看得更重?”
“有。这比遗忘更难对付:信息知道了,却被另一种信念、权力的忧虑或者更大的目标压住。我的BTC理论,讲的正是知识怎样真正进入一次决定。它能帮我提问题,却不能凭一个梦宣称解释了大饥荒。到底是哪种机制,要靠证据区分。”
毛泽东没有认输,反而笑道:“你一个人做决定,错了可以改稿;我领着几亿人做决定,哪一步能像写论文那样,按个删除键重来?你小看了政治的难。”
老马一时没有接话。
过了片刻,他才说:“您说得对,这一点我确实没法真正体会。我只能说:正因为不能重来,才更需要能被纠正的制度。权力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聪明。”
毛泽东没有反驳,也没有点头。
六、不能抹去的另一半历史
毛泽东重新坐下:“你倒说说,我这一辈子,除了错误,留下了什么?”
老马打开电脑上的人口表。
“1949年中国人口约五亿四千多万,1976年约九亿三千多万,增长七成多。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十多岁,提高到您晚年的六十多岁;统计口径有差别,但改善确实显著。还有扫盲和基础教育、妇女地位的提高、工业的基础,以及多年战乱后社会秩序的恢复。”
毛泽东指着年份:“你总说不能把我供成神,那也不能把九亿多人口全当成跟我无关的自然现象吧?”
“当然不能。防疫、公共卫生、赤脚医生、和平环境,都要具体去讲;有贡献要写,大饥荒期间寿命的骤降也要写。统计表是起点,不是判决书。”
老马接着说:“还有大量农田水利工程,不能只写在统计表的脚注里。我小时候在湖南,家乡就修过一条很大的人工运河,兼顾排灌、供水等需要。到今天,我仍记得人们谈起那项工程时的自豪。”
毛泽东点头:“兴修水利,是我们当年抓的一件大事。湖南水网密,旱涝又多。你们家乡那条渠,后来还管用吗?”
“管用。当地甚至有人说,它的规模仅次于隋朝修建的大运河。这是一种当地乡亲引以为豪的说法,排名标准我没查证;但靠当年的条件办成那样的工程,我确实佩服。家乡人真霸得蛮!”
毛泽东说:“治水、办学校、建厂子,不都是给后人留家底?那时候国家穷,总得有人先吃苦。”
“这就是我要讲的另一半历史。”老马说,“您那个时代,个人生活改善得还不够,许多人的日子依然很苦;可是基础教育、工业部门和灌溉设施,也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条件。这些成果不能抹去。”
“那就别光盯着一时的艰难。”毛泽东说,“修一条渠,眼下挖土的人未必享福,往后几代人却可能靠它吃饭。”
老马点头:“我赞成算长期账。但长期收益不能让所有短期损失自动合理。要看工程是不是真有用,也要看承受代价的人有没有被公平对待。”
“那你说说,究竟功大还是过大?”毛泽东追问,“别以为不打分,就没有评价。”
“都有,而且都很大。”
毛泽东一笑:“你知道我当年怎么评价斯大林?1956年我讲《论十大关系》,说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我知道。后来党的历史决议评价您,用的也是这个格局: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这把尺子,原来是我自己造的!”
“所以我不太敢用它。”老马说,“海外有人把比例倒过来,还有人说根本不能这么算。我属于不会打这个分的那一派。七分三分的数字很顺口,可具体的人命算不成分数。”
毛泽东盯着屏幕上的两个年份:“照你这么说,一个人不论做多少好事,都不能冲掉曾经伤害的人?那历史还怎么评价一个时代?”
老马说:“主席,海外华人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值得考虑。一个人如果犯了杀人罪,法官不会因为他以前做过许多好事,就宣布他无罪。为什么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却往往要用功劳抵消过错呢?”
毛泽东说:“你这比方不完全对。故意杀人是一回事,治理一个国家时作出了错误判断,又是另一回事。你不能把所有死人的账,都按照杀人案来判。”
“这一点我同意。”老马说,“责任的性质和程度,需要根据证据判断。但有一条原则不能丢:一个孩子因为防疫活了下来,不能因此抵消另一个农民在饥荒中失去的生命。功绩应当承认,严重错误也不能因为功绩巨大而一笔勾销。”
毛泽东沉吟片刻:“那么,你是不肯给历史人物算总账了?”
“总账可以算,但不能把人命当成可以互相抵销的数字。”
老马叹了口气:“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杀一个人,可能成为杀人犯;杀成千上万人,却可能成为将军;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仍然可能被尊为伟大领袖。再看《旧约》,上帝降下洪水,几乎灭绝了整个人类,只留下挪亚一家,后人却仍然敬拜他。”
毛泽东笑了:“你这个教主,今天又把我跟上帝扯到一块儿了!不过你这话有问题。战争杀敌、故意杀人、政策失误和宗教神话,怎么能混为一谈?”
“当然不能。”老马说,“但我感叹的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死亡人数少的时候,人们往往追究具体责任;等到死亡人数多到难以想象的时候,人们反而容易谈论宏大的历史功业?”
毛泽东沉思片刻:“那是因为历史不是在真空里走的。一穷二白,帝国主义封锁,苏联翻脸,你以为我有多少选择?”
“当然不是在真空里。战乱的遗产、国际压力、贫困、技术落后,样样是真问题。它们可以解释决策的条件,却不能自动取消决策者的责任。”
老马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其实您自己说过一句很好的话。1962年七千人大会,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当然说过。你若拿这话来审我,我也不能把话收回。”
“这句话我愿意认真记住。一个身居最高位的人公开承担责任,值得重视;只是这一句话,不等于后来的纠错已经做到了。”
两人一时没找到轻松的接法。毛泽东终于开口:“你总说要看人,不要看神。那你也要记着:历史人物除了做过的事,还有当时没能选到的路。”
七、两个湖南人,两种活法
老马领毛泽东走进花园。屋外的草地通向老马多年经营的小树林;一条溪流从林边曲折绕过,秋叶漂在水面,树影在缓缓的水光里摇晃。这里并非花钱堆砌的豪宅景观,倒更像一处一点点修出来、半自然半人工的园林。
毛泽东背着手看了一阵:“你这个教主,把屋外头也修得有模有样嘛。树林里那条小路通到哪里?”
“通到我最喜欢的一处清静地方。”老马说,“我在自己种成的小树林里铺了一条弯弯的路,路边和林间还放了两处供人歇脚的座椅。邻居家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走过以后,竟郑重宣布:这是‘世界上最酷的小路’!”
毛泽东听得高兴:“大人夸你的花园,孩子夸你的小路。你这个教主的民意基础,还从娃娃抓起了!”
老马也笑:“主席,孩子的话尤其让我高兴,他又不是来给我写颂词的。有些朋友来看溪流和林景,打趣说这是我的‘私人九寨沟’。当然只是朋友的玩笑话,可我听了确实高兴。许多树木和景观是我多年亲手经营出来的;我自认花园很有特色,至于能不能算私人庭院里的前百分之一,就让别人评去吧。”
“你这个人,果然有几分虚荣。”毛泽东笑道,“不过这园子总不至于全靠你一个人?”
“主席问得好。这里的功劳,有很大一份属于我太太。她多数时候在澳大利亚,每次回美国,都能花上几个月亲手拔草,菜地也归她经营。我喜欢造景、种树;她把菜种出来,也肯干那些反复、琐碎、看不出排场的活。”
毛泽东点头称赞:“你搞山水,她种瓜菜。一个宏观,一个具体!”
“其实我们俩都在地上干活。”老马说,“我尤其欣赏她的脚踏实地。英语叫down to earth,她是真的脚踩泥土、双手也沾泥土。到今天我仍然爱她,这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点头:“有些功劳,站在远处看得见;有些功劳,是把杂草一根根拔掉,别人倒不容易看见。”
“正是。这个小天堂,有我种下的树,也有她经营的菜地。”老马又指向溪边的一处静地,“老朋友西风来过,说这里是个修行的好地方。”
毛泽东打趣:“你已经当教主了,还要修行?”
“当然。修行未必要坐成佛祖。静下来听水、看树、想问题,还要修正自己的错误。‘修行’与‘修正’,我看只差一字,却都不容易。”
毛泽东连连点头:“你这姓马的,修房子、修花园、修宇宙,连自己也不放过。”
老马指着一棵高大的树:“有些树是我花钱买来再亲手栽下的。像这棵,我记得当时买树就花了一百六十美元上下;如今长成这个样子,哪能只算一张发票的价值?我活得再久,也未必看得到它最后的模样。”
毛泽东摸摸树干:“湖南人做事,总有几分霸蛮劲。你跑了半个地球,又在这里种树、修房、研究宇宙,倒不肯闲着。”
老马摇摇头:“主席,说到霸蛮,我可不敢跟您比。您为了革命,连身家性命都能豁出去。杨开慧、您的两个弟弟,还有岸英,都先后牺牲了。换了我,恐怕没有这样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沉默片刻:“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不是我拿他们的性命去换胜利。可干革命,总免不了牺牲。”
“这我明白。您还经常通宵工作。就连马斯克,为了赶特斯拉的生产进度,也睡过工厂的沙发,甚至直接睡在地板上。我很佩服你们这种拼劲。”
“那你呢?”
“我就差远了。”老马摆摆手,“修房子已经够辛苦了,晚上有空还想研究点科学。可真要我像马斯克那样,天天睡在工厂地板上,我可干不了。我有自己的大房子、多间书房和舒服的床,干吗不享受?”
毛泽东笑起来:“你这个教主,想改造世界,又舍不得自己的安乐窝!”
“正是。我的理想很大,行动能力却有限。说到底,我还没有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理想的狠劲。”
毛泽东说:“没有这股劲,怎么成得了大事?办大事哪有不吃苦的?你自己修房子,不也是先花钱、先吃苦,盼着以后才见效?”
“这一点您讲得对。”老马说,“长期目标和眼前牺牲,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情。”
“那你为什么反复算牺牲的账?”
“因为牺牲分两种。”老马答,“有些代价是值得付、难以避免的;有些代价是判断失误、听不进坏消息造成的,原本可以减少。做决定时固然不能预知未来,但出错以后应该容许改路。”
毛泽东不服:“你站在后来人的位置,说哪一条路走错容易得很。大事临头,哪能等到人人都看清楚?”
“不能等到人人都同意才行动。”老马说,“可也不能因为大目标值得追求,就认为每一种具体牺牲都理所应当。一个人愿意为理想拼命,是他的选择;他要求别人付出多大代价,还得讲得出道理。”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你这个湖南人,讲了半天,又回到代价上来了。”
“因为我的理想虽然不小,账本却很小。自己的钱亏了,自己认;别人的命赔进去,就不能只用一句伟大理想交代。”
毛泽东追问:“那你到底想不想改造世界?”
“想。我还有个新马教,三句口号:分享,爱,永生。”
毛泽东眉头一动:“新马教?新马克思主义?”
“主席猜对了一半。马,是我老马的马,也可以是马克思的马。”
“那你算哪门子马克思主义者?”
“半个。马克思的一些经济理论,我不完全赞成。比如他把企业家、资本家只看成剥削者,看不到他们组织生产、冒险创新的作用。没有人肯拿自己的钱去冒险,许多工厂、许多发明根本不会有。可有一条,新马教和老马教是一致的:人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靠科学、靠技术,把人从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动里解放出来。”
毛泽东把手一背:“要马克思,不要他的剥削理论;要科学技术,还要资本家。你这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我戴得起。”老马笑道,“科学本来就是不断修正的主义。哪一条被证据推翻了,就改哪一条。马克思若活到今天,见了手机和疫苗,恐怕自己也要修正几处。”
毛泽东哼了一声,倒没有再驳:“好,那就说说你这三句口号。分享?我们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不就是分享?你这个新马教,打算怎么分?”
老马苦笑:“这正是我要说的。分享要建立在生产和自愿上。先把明年的口粮吃掉一半,那不叫分享,叫透支。何况后来食堂里没饭了,农民连自家的锅都已经砸了去炼钢。”
“光有生产还不够。”老马接着说,“分享最好落实到制度上。我在芝加哥当房东,每年都要交好几大笔房产税。说实话,我嫌太高;但我并不反对这项制度。”
毛泽东奇道:“住自己的房子,还得年年交税?那你这个资本主义地主,岂不是也得向社会交租?”
“差不多。”老马说,“房子是私产,可它要靠公共学校、道路和消防才能安稳保值。这些东西不能只靠口号;美国许多地方把房产税当作稳定的地方财政来源,按规则把一部分财富交给大家使用。我觉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问:“你交那么多房产税,自己住的房子在美国也不算小吧?”
“放在我住的富裕学区里,只能算普通。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黄仁勋的豪宅照片,也没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刺激:我附近就有规模不相上下的房子。有位邻居家的住宅连着私人飞机机库,机库就是房屋的一部分,院子里还带着人工池塘!”
毛泽东瞪大了眼睛:“别人家里有车库,他家里把飞机也一道收进屋里。那你还不羡慕?”
“不羡慕。我只要一想那样的豪宅一年要交多少房产税,就觉得自己这栋中产房子正合适。”
毛泽东笑道:“你这叫比上不足,比税有余!原来房产税还能治攀比心。”
老马也笑:“主席,巴菲特有巨额财富,长期却住在多年前买的老房子;马斯克甚至说过,自己的主要住处只是一栋价值约五万美元的小房子。有人喜欢宽敞豪宅,有人更在乎事业本身。我的快乐主要在小天堂,不在同别人比房子的面积。”
毛泽东把话拉了回来:“照你这么说,美国挂着资本主义的牌子,倒有点共产主义的意思?”
“主席,搞共产,不能光看国家贴什么标签。中国也值得研究美国怎样把分享做成稳定的制度。中国不是没有税收,但至今还没有像美国这样普遍适用于普通住房的年度持有税,只有个别城市作有限试点。”
毛泽东背着手:“你这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想替资本家多收税?”
“该收的就依法收,而且要公平、可预期。政府财政有困难,不能就临时挑有钱人下手,乱罚款、乱查封,或者随意改变规矩。企业家敢于长期投资,首先得知道明年的法律仍然管用。”
毛泽东反问:“那资本家要是不肯出钱,怎么办?”
“依法征税,依法执行。”老马说,“中国这些年也在立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应当承认的进步;关键是让制度真正稳定地落实。富人也有违法的,当然该追究;不能因为人家富,就先认定他们该受罚。”
毛泽东指着他:“你这个小地主,一面想少交点税,一面又替税务局说话!”
“我想交得合理,不是想不交。”老马说,“征税要讲法,花钱也要受监督。农民当年交公粮,那是税;要是征购连口粮也拿走,那就不是分享,而是把代价强加给别人。”
老马停住脚步:“主席,说到公道,我想起网上流传的一段话。据说林彪曾跟儿子林立果感叹:‘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可等打下了天下,才发现世间似乎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一挑眉:“林彪?你让我听他的牢骚?这话是他哪一年、在哪儿讲的,有人记下来没有?”
格洛客的窗口亮了:“核查提醒:这段话出自网上所谓《林彪日记》的叙事。研究者指出,这类网络‘日记’属于伪文,不能当作林彪的可靠原话;它也不能与同名的林彪年谱混为一谈。”
“这回格洛客提醒得对。”老马说,“我不该拿一段好听的话冒充史料,更不能因为它符合自己的想法,就放松核查。不过,话的来历虽不可靠,它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问。”
毛泽东哼了一声:“我和林彪之间的账已经够多了,你别再拿不知谁编的句子给他记功。可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革命者为平等、公道而奋斗,胜利以后却可能发现,掌权者又有了特权,普通人还是不安全。如果完美的公道做不到,我们的奋斗就白费了吗?”
“当然不能这么说!”毛泽东答得很快,“旧社会的不平等,不革命能改变吗?难道因为做不到十全十美,就干脆什么也不做?”
“这个说法我赞成您。”老马说,“不能把‘没有绝对公平’偷换成‘不必追求公平’。公道不是攻下首都那天就自动发给每个人的战利品,而是要不断建立、检查、修正的制度。让普通人能说不,让有权的人也受约束,就可能比昨天更公道一点。”
毛泽东看着他:“你把公平讲成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那谁来判断走近了,还是走远了?”
“看具体的人过得怎样。”老马答,“有人能不能讲真话,受了委屈能不能申诉,交出去的粮食够不够让家人活命,政策错了能不能改。公平可以是方向,却不能只有方向而没有路标;革命可以有理想,却不能用理想来证明每一个现实决定都正确。”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到底,你还是不肯把胜利当成最后的证明。”
“是。”老马说,“房子盖成了,不代表此后永远不会漏雨;革命胜利了,也不代表此后不会再有不公道的事。屋顶要检查,制度也一样。”
毛泽东把话题转了回来:“好,那爱呢?我爱人民,这一点你总不怀疑吧?”
“我不怀疑您爱‘人民’。可是爱人民容易,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难。‘人民’是一个很大的词,大到可以为了它牺牲许多具体的人。新马教讲的爱,是把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苦乐,都算进去。”
毛泽东背着手走了几步:“那永生呢?你这教主的野心不小啊。”
“万岁若指一个人永远在上面,后人只能仰望,那不是我向往的永生。我想的有三层:活得健康长久,把知识与善意留给后人,还有那拥有感受的‘我’究竟能否延续。第三层尚是科学问题,不能凭愿望当结论。”
老马指了指身边的树:“这些树至少能让后来的人乘凉,不用向种树的人鞠躬。”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一到美国,竟让你拿树来做政治报告。你不肯叫我万岁,看来是要叫树万岁。”
老马也笑了,接着说:“树长得慢,急不得。有些办法在动员群众、打仗的时候很灵;用到农业与工业上,就未必。热情可以搬砖,不能让一块砖变成十块。假如我宣布明年把这块地上的房子变成十套出租单元,银行不会因为我有革命热情,就免掉利息;市政府也不会因为我有理想,就免掉建筑检查。”
毛泽东指着屋顶:“那你修房,难道结构、人工、材料都算得准?算不准,你就不敢动工?”
“算不准的地方可以试,但我得加支撑、验结构、留退路。工程里叫安全系数;政治里也该有。”
“那你是不是太保守了?要是凡事都等算清楚了,天下还有什么大事做得成?敢想而不肯试,永远只会抱着账本过日子。”
老马想了想:“这话有理。开创事业不能只靠谨慎,您敢想敢干的精神有它的历史力量。我只是要分清谁承担试错的代价。拿我自己的存款冒险,和把别人的口粮拿去赌,不是一回事。”
八、高楼与土堤
回到屋里,毛泽东停在老马的书架前。架上摆着一本讲纽约地产的旧书,封面上是第五大道一栋黑玻璃大楼。
“这是什么楼?”
“特朗普大厦,纽约第五大道,八十年代初盖起来的。”老马说,“主席,说起霸蛮,美国也有一位。”
“特朗普?就是你方才说自称天选之人的那个?你佩服他?”
“佩服他盖楼。”老马说,“我那位老朋友西风常用一个‘蠢’字概括他,我觉得太简单。在曼哈顿盖这样一栋楼,要拿地、融资、谈判、对付工会和市政府,每一样都是硬功夫。我自己做房地产,修好一栋旧楼都难,所以知道这里头的本事。”
“那你不佩服什么?”
“他的有些生意手段,我很不以为然。”老马打开电脑,“大地产项目往往要把一整片地凑齐,偏有人不肯卖。在大西洋城,一位叫维拉·科金的老太太不肯卖她的房子,州里的一个开发机构就出面要征收,给的价钱只有当年另一位开发商出价的四分之一左右,地要拿去给特朗普的赌场做豪华轿车停车场。在苏格兰,他建高尔夫球场,附近有几户人家不肯搬。据当地居民说,房子周围就起了土堤、竖了围栏、种上成排的树挡住视线,据报道,有一户还收到一张修围栏的账单。”
毛泽东眉毛一挑:“围起来,堵人家的路,逼人家贱卖?”
“我心里大致就是这么看的:不让人家好好过日子,等人家熬不住,低价出手。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生意手段,近乎恶。”老马说,“当然,他那边也有说法:他说曾给那位老太太开过大价钱。最后法院也站在了老太太一边。”
“法院站在老太太一边,他照样是大富翁。”毛泽东说。
“这正是叫我想不通的地方。现实里,用这种手段的人,往往偏偏做成了大事。守规矩的人,常常盖不起高楼;不择手段的人,楼倒是一栋一栋盖起来了。主席,您说这是什么道理?”
毛泽东像是等这个问题等了很久:“这有什么想不通?马克思早就讲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发财,靠的就是剥削。你那位盖楼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马克思这句话讲的是原始积累。”老马说,“我承认它说中了一部分。只是马克思看见了血,没看见盖楼的本事——不然我也不会佩服人家盖楼。可是主席,这把尺子也得用在社会主义身上。”
“哦?”
“建国以后,国家要搞工业化,钱从哪里来?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很大一块是从农民身上来的。您自己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里就说过: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您那时就懂这个道理。可是到了1959年,征购照样压得很重。”
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你拿我跟一个盖赌场的商人比?我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为了几亿人不再挨打。他是为了自己的一栋楼。”
“动机不一样,规模也不一样,这我承认。”老马说,“可是饿肚子的人分不清,这笔账是为一栋楼记的,还是为一座钢厂记的。我想找的,是两件事底下共同的那个机制。”
“那你说,是什么机制?”
老马走到白板前,写下一行字:
“成功 = 自己创造的价值 + 转嫁给别人的代价”
“我暂且叫它‘代价转嫁’假说。分四层说。”
“第一层,钉子户难题。一个大项目要凑齐一整片地,最后一户不卖,整个项目就卡住。这时守规矩的人只能加价或者放弃;肯把痛苦施加给别人的人,反倒最快把僵局打破。项目越大,越奖励这种人。大跃进也一样:越想几年完成几十年的事,越要从农民的口粮里去凑。”
“第二层,账本只记一半。楼的高度、公司的利润、钢的产量,都上了账本;邻居门口的土堤、老太太打官司的五年、农民的饥饿,都不上账本。社会只给前一项鼓掌,就等于在系统地奖励后一项。”
“第三层,幸存者偏差。您今天下午说过:活下来的人才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成功学也是这样。用霸道手段的人很多,我们只看见楼盖起来的那几个。那位老太太赢了官司;他在纽约中央公园南边,也想撵走一整栋楼受租金管制保护的老房客,好拆了盖新楼,最后撤了诉,还替房客付了律师费;他的几家赌场公司也破过产。失败的那些,不会写进传奇。”
“第四层,筛选。心理学研究发现,自信张扬、甚至有些自恋的人,更容易被推上领导位置;可他们当了领导以后,未必干得更好。会抢到椅子,和会坐好椅子,是两种本事。”
毛泽东看着白板,半天没出声。然后他拿过笔,在“转嫁”两个字上画了个圈。
“你这个公式漏了一样东西。转嫁代价,要有权。商人有钱,钱就是权;国家有权,权比钱还大。没有权,谁替你筑土堤,谁替你征粮?”
“主席补得好。”老马说,“所以权越大,越能转嫁;越能转嫁,账面越漂亮;账面越漂亮,人们越崇拜他。崇拜一来,就再没有人去查没上账本的那一半。神坛就是这样搭起来的。”
“那你的药方呢?总不能叫天下人都不做大事。”
“药方是让代价上账。拿地,就按公道的价钱买,或者经过公开、公正的征收,给足补偿;搞建设,就让被拿走口粮的人有地方说话,有法院可告,有报纸可登。代价自己承担,或者公平地买来,那叫本事;强加给没有发言权的人,那叫转嫁。我佩服他盖楼的本事,不佩服他转嫁的手段。对您,也是一样。”
毛泽东看了老马一会儿,忽然指着书架:“你这个教主有个毛病,谁的楼高、火箭大,你就先敬他三分;等说到手段,你又拿出自己的尺子量人家。”
“正是这把尺子不能省。尊重不是膜拜,批评也不是全盘否定。”
“那你自己呢?你也是房东。”
老马笑了:“所以我才要把这个公式写在白板上,天天看。我力量小,转嫁不了多少代价;可人的毛病,跟楼的高矮没关系。”
九、最大的权力,和最难听的一句话
白板的另一角,还留着昨天写的一行字:
“怎样证明自己错了?”
毛泽东看了很久:“你们做科学,先想怎么证明自己错?”
“是。一个好的假说,不光要说明自己可能对,还要说清楚什么证据能推翻自己。可政治上很难做到,尤其一个人被大家当成神的时候。”
“你觉得我就是这样?”
“有过这样的危险。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绕不开的历史。后来党的历史决议也说,那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许多人受到迫害,教育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冲击。”
毛泽东的声音硬了起来:“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打进北京;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件,没有什么人有异议。第二件,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您把它看得和打下江山一样重。”
“当然一样重。不搞这一场,党会变质,干部会变成老爷,革命会半途而废。你只看到乱,看不到我怕的是什么。”
“您怕的东西,我不全否认。”老马说,“官僚化、特权、脱离群众,都是真问题。可是用一场叫亿万人互相揭发、互相打倒的运动来治官僚,代价又落到了谁身上?挨斗的教师,下乡的学生,被打死的人。主席,这又回到了白板上那个公式。”
毛泽东没有立即接话。过了很久,他才说:“你的公式里,我那份‘自己创造的价值’,你倒是一个字也没写。”
“我会写的。可我得先把另一半写上,因为几十年来,那一半写的人最少。”
毛泽东说:“你讲了一天限制权力,却总忘了一件事:没有权力,办不成大事。中国那么大,穷得叮当响,修水利、建工厂、办学校,哪一件不是要把人和资源组织起来?今天定了方向,明天就被推翻,几十年的事业怎么接得下去?”
老马点头:“没有有效的执行权,雄心确实容易停在纸上。您能够组织大规模建设,这是一种真实的能力。”
毛泽东乘势追问:“那你还反对集中统一领导?”
“我不是反对政府有力量。”老马说,“我反对的是力量大到别人不敢告诉它错在哪里。权力可以把好事做得很快,也可以把坏事做得很快;越是想办大事,就越需要让错误及时暴露。”
毛泽东说:“总有人借反对来阻拦。谁能保证批评的人一定比我对?”
“没人能保证。”老马说,“所以要让不同意见拿事实来争,让决策接受检验。权力应当使正确的判断得到执行,而不是使任何判断一经作出就不许再改。”
毛泽东笑了:“你这个教主,想得倒周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乱跑。”
老马也笑了:“主席,马儿跑得越快,缰绳和刹车就越重要。尤其是车上坐着几亿人的时候。”
毛泽东指着他:“你这匹马,倒自己把缰绳递过来了!”
老马说:“我愿意。因为我也会犯错误。”
毛泽东放下笔:“好。那你也记住,没有人能够只凭一套缰绳就保证走对路。马总得向前跑。”
老马点头:“是。约束权力,不是为了取消行动,而是为了让行动有机会走得更远。”
毛泽东换了话题:“1970年我对斯诺讲过,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知道。斯诺把它写成一个打着破伞云游的孤僧,西方人还以为您在感伤。”
毛泽东笑了:“洋人不懂我们的歇后语。”
“可我懂这个谐音。”老马说,“和尚头上没有头发,打把伞又看不见天——无发无天,听着便是无法无天。在我听来,这不只是感伤,还有一种不愿受约束的味道。不过,要说您轻视法治,不能只凭一句歇后语,还得看实际做过什么。”
“这才像你讲的查证。”毛泽东摆了摆手,“我当时还说‘不怕说错话’,并不是在拟一部法律。可法是人定的,旧的规矩不破,新的立不起来。不破不立嘛。”
“打天下的时候,这话有它的道理。”老马说,“可坐了天下还无法无天,吃亏的就不只是敌人了。文革当中,国家主席刘少奇据说拿着宪法替自己辩护,也没有用。连宪法都护不住国家主席,普通老百姓还能靠什么?”
毛泽东没有作声。
“不怕说错话,我喜欢这个提法。就怕不容易做到。”老马接着说,“还好科学家头上,必须有一样‘法’——证据。证据说你错了,你就得认。前些日子来的龙树菩萨也是个和尚,可他打不了您这把伞。他天天讲‘无自性’,最怕的就是有人把自己当成永远正确的东西。”
正说着,老马瞟了一眼迪施的窗口,一点动静也没有。老马说:“我请迪施帮忙修改过关于您的文章,它觉得题材太有争议,索性不肯碰。可我要把文章发到CND,没准又有读者从相反方向,嫌我写得太客气。”
毛泽东也笑了:“好嘛!机器人也有阶级立场。海外论坛又可能嫌你批评得不够。你这个教主,成了两头不讨好的人。”
“我倒是照您给亲近下属说过的话做的:都照实写。”老马说,“论本事,您有真实的成就;论责任,也有极大的代价。证据指向哪里就写到哪里,不能靠两边的掌声和嘘声来取平均数。”
毛泽东望了望那几个屏幕:“照你这么说,写历史比写颂词难,写判词也不容易。”
“是啊。”老马说,“最省力的是先把人放上神坛,或者先押到审判席。最费力的是让他留在桌前,听完证据,还许他争辩。”
毛泽东打趣:“你这教主,真正修炼的不是神通,是挨得住老韩的‘白痴’。香火钱没收着,房产税倒是一分不少地交。”
“所以这个研究所靠的是房租、修漏水、改论文,还要靠有人肯对我说‘你错了’。少一样都不大行。”
“你这个湖南老乡,嘴巴蛮硬。”
“我今天请您喝茶,不是为了赢一场辩论。我想知道: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怎样才能保留普通人承认错误的能力?”
毛泽东沉吟片刻:“你这问题比打江山还难。敌人在外边,尚有迹可循;自己心里那点不肯服输的劲,才最不容易对付。你讲了半天,我未必句句同意,倒也听明白了你要问什么。”
“那就够了。我们今天不求分出胜负,只要不把问题说得过分简单。”
十、送客
天色已晚。毛泽东起身告辞,走到玄关,又停住了。工具箱旁摊着三张施工图纸,一把卷尺压着边角,旁边是刚买的螺丝和几张尚未付清的账单。
毛泽东指着图纸:“老马,这又是么子宏伟计划?”
老马笑道:“主席,这是我眼下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毛泽东来了兴致,“辽沈、淮海、平津?”
“您的三大战役,换了国号。我这三大战役,是在芝加哥把三个破旧单元修好。”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家伙!你还真敢借我的名头。手下有多少兵马?”
“连我在内,三个。两位工人和我一起干。”
“三个兵,打三个战役?”毛泽东笑得直拍门框,“倒是一人分一个战场!”
“不能这样分。我们三个一起干。”老马说,“我原来已经有十多个出租单元,这回是再增加三个。看着房产不少,可老楼要修,税要交,保险、材料、人工都要钱。说起来有房,不等于手上有现金。”
毛泽东点点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的粮草,就是现金。”
“一点不错。我给两位工人安排了住处,好减轻眼前现金工资的压力;工资和住宿这两笔账,也得算清楚。上房顶、钻爬行空间,我打头阵。等三个单元修好、租出去,增加的房租或许终于能让我把账本收支平衡过来。”
毛泽东看了看他的手:“你这个司令员,倒也亲自上前线。”
“主席,没那么英勇。您当年的三大战役,牵涉无数将士的生死;我这不过是民间修房子,不能跟那种牺牲相比。我只是借这个比方,给自己鼓点勇气。”
“那你还怕么子?”
老马收了笑容:“怕打不赢。要是再投进去的钱收不回来,我可能真得卖掉郊区这栋房子。”
毛泽东望向窗外:“那你舍得卖掉你这个有溪水环绕、朋友叫作‘私人九寨沟’的小天堂?”
“就是啊。几十年种下的树,溪边的景色,我亲手做的园林,还有太太一双手拔过的草、她经营的菜地……那些东西在账本上都只算一处房产,到了我心里,却早不是一串价格了。”
“你太太怎么想?”
“她已经动过卖掉房子的念头。我知道她不是没有道理。经营压力摆在这里,不能只因为我舍不得,就叫她一直跟着承担。”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你今天教训我,不能为自己的大目标让别人无限牺牲。如今轮到你守小天堂,倒要看你舍不舍得放手。”
老马苦笑:“主席,这一回您说得对。我心里不愿卖,真要卖了,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会很大。可我也不能把自己的执念当成经济规律。三个单元究竟能赚多少、还要投入多少、什么时候该止损,都得算。”
毛泽东说:“这不就是你讲的缰绳和刹车?原来你自己的马也得管着。”
“正是。再喜欢小天堂,也不能把每一分钱都赌进去。要不然,我跟自己批评过的人又有什么分别?”
书房里忽然传来鸡秘书的声音:“根据现有施工进度,建议教主重新核算现金流,并设置支出上限。”
老马叹道:“您看,这四个AI博士后,查账、推公式、改文章,都能给意见。可最终要付工钱、交房产税、担心失去家园的人,是我和太太,不是它们。”
毛泽东问:“机器人不会为自己的房子睡不着觉,你会?”
“会。人有焦虑,有账单,有放不下的人和地方。AI有没有某种主观体验,是另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至少这些博士后并不作为房主承担我的债务和风险。它们可以把方案列得整整齐齐,我却得在半夜想:要是都不成,明年住哪儿?回澳洲,还是落叶归根到中国?留在美国住自己的出租楼好像很没面子。”
毛泽东默然片刻,笑道:“你这教主,倒是把自己的人生编得够曲折。”
老马也笑,却笑得有些苦:“主席,最讽刺的就是这一点:我根本用不着编。生活已经替我安排了足够多的戏剧性。”
“那你的人生故事打算写到哪里为止?”
“做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自己的三大战役,明天照例要开工。”
老马忽然正色:“主席,有句话我一定要亲口谢谢您。我这些年,碰到资金紧张、工程不顺,就默念您在《为人民服务》里讲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笑道:“好嘛!你批评了我一整天,终于想起我还说过一句能派上用场的话。”
“主席,我何止只记得这一句。您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一直牢记在心。不过我只认半句。”老马说,“吃苦,我认;送命,我可不愿意。我还想继续研究宇宙、意识和劳动呢。”
“哦?你还怕上天堂?”毛泽东打趣。
老马望了望窗外的树林,笑得很认真:“我不想上天堂,因为我已经生活在天堂。”
毛泽东哈哈大笑:“旁人求的是死后上天堂,你倒是活着就把天堂占了!可你这天堂,不还是得交房产税?”
“正是。所以有时我急得说,没钱生不如死。可那只是气话。”老马说,“我不故意找玩命的刺激;从前为修房上过陡屋顶,出过险。真出了事,这账就不好算了。”
毛泽东点点头:“这才叫看到光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做赊本买卖。”
毛泽东又看了一眼工具箱:“好。那你明天准备干么子?”
“明天进城,和两个工人接着修那三个单元。先把能出租的房间做出来,再算下一笔账。晚上若有精神,就继续跟四个AI博士后推导因果锥。”
毛泽东乐了:“你这个教主,不修神坛修出租屋!”
“主席,今天感谢您走下神坛跟我这个小教主平等对话。”
正说着,鸡秘书从书房的扬声器里插嘴:“报告两位教主:我早先为毛主席会见马教主的故事写过一个开头,竟让老马开门先问‘请问您是?’,等客人报了名字才认出来。现已修正。”
老马哭笑不得:“我在湖南长大,天天见您的画像。鸡秘书明明知道这件事,写作的时候偏没有用上。”
毛泽东乐得直拍门框:“好哇!你养的博士后,知道得比谁都多,犯起错来还真不含糊。这倒给你的意识研究送了一份现成材料。”
“我可不能因为它会改错,就断定它有主观意识。”老马说,“但它让我们看见:记着知识、把知识用对、事后意识到错,是三回事。主席、我、AI,都可能在某一关失手。”
毛泽东走到门外,又回头补上一句:“哪天你看见有人把我的画像挂在车里求平安,就告诉他:毛主席教导你,先把安全带系好。”
“主席,这句倒是今天最实在的一句!”老马大笑。
毛泽东迈进秋夜。片刻之间,那位书写过历史的人,又回到了历史之中。
老马回到书房,在白板那个公式下面,添了一行小字:
“权力越大,越需要有人在那一刻把他叫醒。”
玄关的三张施工图和办公桌上一堆未付清的账单仍在那里。历史人物可以回到历史,芝加哥的账单却不肯退场;那三个新装修的单元,还等着老马与工人明天继续开工。溪水依旧环绕着老马夫妻的小天堂低声流淌——能不能长久守住它,仍要由现实努力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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